济南某居委会主任王先生说，每年到了年底，事情就特别多，上周他连续两天每天接到四个来自上级部门的开会通知，开会时间都是早上8时30分，而他们居委会仅有三名工作人员，王先生说：“当时也分不出哪个会重要，三个人只好抓阄儿决定去开哪个会了。”据粗略统计，仅两周时间，他们居委会先后接到了二十多个开会通知。会多，需要写的材料就多。王先生说，最近他们接到的各种评比通知不下十种，每个评比都要求附上个总结材料。还有四五个部门来他们居委会检查，每次来人居委会的人都要忙活一番。而王主任早就有了好几个用于社区建设的好主意，但因为应付各种会议、评比等，不得不把这几个有创意的举措推后了。
据2006年12月1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永年县有60多个单位和部门可以制定红头文件，试想，一个县就有60多个单位可以制定红头文件，全国2000多个县又有多少个具体单位有权制定红头文件呢?它们每年要制定多少个红头文件呢?再加上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数量，那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啊!
我国每年开会“开掉“的费用惊人。不少会议动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花在了材料印刷上。在“热烈隆重”的思想作祟下，材料越印越精美，装饰越来越高档，会场越来越豪华。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一定级别的机关干部，每年参加的大大小小会议不下50场。在各种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通常会领到大摞大摞的材料，诸如会议文件、领导讲话、交流材料、典型发言稿、宣传资料及画册等等。少则十几页，多则几百页，不管有用没用，参会人员人手一份。一位在大型企业担任办公室主任的王女士说，她最近安排的一次会议，给与会者准备的材料用纸袋装着，足有10多斤重，参加会议的有200多人，这样一算，一次会议就用了1吨纸。可是不少与会者一散会就将大本大本的材料扔进了宾馆的废纸篓。调查显示，我国公务人员的人均纸张占有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是部分发达国家的10倍。少开会、开短会、讲短话，“敬字惜纸”，这不仅是机关作风建设的需要，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应有之举。
各种名目繁多的会议粉墨登场，轮番轰炸，使得一些基层领导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抓好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会不开也罢，开了反而适得其反。每逢重大节日各地政府都会组织“送温暖“活动，兴师动众进社区、下农村、访农户，慰问弱势群体，这似乎无可非议，但有些地方官员却把它当成“作秀”的良机，西装革履地坐着高级轿车，在部门与新闻记者等众人浩浩荡荡陪同下，把衣衫褴褛的贫苦农民集中起来开所谓的“慰问会”，排着长队送大米、发钞票，然后展示在电视画面上的是感激涕零的动人场景，甚至还出现请穷苦农民吃高档“年夜饭”、看外国“大片子”的怪现象。这种场景与其说使人感到温暖，不如说令人锥心刺骨。时代发展到今天，送温暖式的慰问会也应与时俱进，转向构建和谐社会，逐步解决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医疗、养老与最低生活保障等关系到社会稳定的最主要问题。
大概出于招商引资、引进外资的动因，这几年许多地方党政主要官员为了在任职内“有所为”，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顾当地客观实际，争先恐后、竞相攀比搞起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节庆，什么“风筝节“、“螃蟹节“、“龙虾节“、“美食节“、“桃花节“……纷纷出笼，还辅之以小则省台、大到中央台执导的“盛大晚会”，所需费用则打着“商业运作“的旗号向单位、企业强行摊派，动辄一两百万付之东流，可签来的是很少到位的意向性投资协议书，一些机关、单位、企业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有些官员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和政治前途，不惜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假报表、假增收、假税收、假情况已司空见惯，更令人憎恨的是还开假会，今天上级来了要开座谈会，便有意钦点“说好话“的参会；明天上级要下乡，便事前“辅导“农民应当“怎么讲“；后天听说要开现场会，便把邻村的牛羊牵来凑数，还厚颜无耻地大吹特吹是如何带领农民致富的。如此弄虚作假，岂不是向上级提供错误的决策信息?岂不是对党、对人民的一种丧尽天良的犯罪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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