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张海超的维权有两大特点，一是马拉松，二是非常极端。近两年维权求医之旅，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早已是债台高筑，其悲情与苦痛、绝望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一起并不复杂的职业病诊断，闹到最后，当事人竟然要用最原始、最痛苦、最高成本的方式来证明，昭示着某些罔顾民情民意的公权机构何等之蛮，弱势群体的“弱势生存”何等之艰，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给公众造成的痛苦、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是何等之巨!
更可怕的是，这种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极端维权方式，极容易产生“示范效应”——以极端的方式引起政府部门重视，提高问题的关注度，收到一般途径无法比拟的效果。如果“开胸验肺”成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路径依赖”，必将后患无穷。解决矛盾的成本外化，将成为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对社会各方都不是好事。“开胸验肺”，折射了时下严重的社会痼疾——公权的蛮不讲理，让公众无处诉说。
从根本上说，“开胸验肺”事件的补救和解决，并非是在正常的法制框架和维权机制中得以完成的。每一个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个人都无法去指望由中央派出督导组，地方成立联合调查组来保护自己。从舆论本身而言，它对同一类事件的关注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同样的热度，那些没有“开胸验肺”的工人，又从哪里发出声音?只能以更加极端、更加惊人的方式来吸引媒体和社会的视线，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悲惨和残忍的深渊?
8.病情被用工单位故意隐瞒，导致健康严重受损，一度求治无门，张海超是不幸的;张海超又是幸运的，在“开胸验肺”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规格关注与慰问，得以进行治疗。但在张海超身后，有多少农民工正在维权的路上举步维艰、在沉默中忍受病痛的折磨，甚至在当事者推诿中，不了了之?
上述那份调查显示，工伤认定程序平均需要16个月。表面上看，难以认定的原因是农民工与用工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明确，深层的原因则是非公非农的身份，导致了农民工进城务工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不是农民工不想签订劳动合同，也不是不想有工作证、工资条、出入证，而是企业为了事后推脱责任根本就不愿做这些事情。在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背景下，蜂拥进城的农民工能够找到事情做已经很不容易，哪里还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导致农民工工伤维权艰难，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当下社会结构中农民工尴尬的身份问题。维权成本高，客观地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城市工人工伤维权的成本并不比农民工的低。甚至，很多情况下，仲裁机构、法院还因为受伤害者是农民工，而启动了简易程序，尽量快一些解决问题。然而，即便这样，对于“无根”的农民工而言，仍是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很简单，农民工与城市毫无联系，无法生存，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天也呆不下去，只能尽快返乡。君不见那些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逾30年也没能在城市里立足。
9.张海超的床头摆放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及不少与职业病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正是张海超寻求职业病鉴定保护屡屡碰壁的过程。申请职业病诊断手续烦琐，是劳动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①职业史、既往史;②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③职业健康检查结果;④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其中多项都须弱势的劳动者向强势者索取，与虎谋皮，结果可想而知。只为了获得这一求诊“资格”，张海超上访两年，以致丧失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让给劳动者造成健康伤害的企业提供不利于自身的证明，而一旦劳动者通过职业病鉴定机构诊断患上了职业病，就需要企业出钱，这是一种怎样的制度逻辑?
不少医生认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帮助企业推卸了责任。”在用人单位不愿“自证其罪”的情况下，这个规定人为增加了职业病检查的难度，抬高了职工维权的门槛。它到底是有利于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治，还是有利于维护用人单位的利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张海超为证明自己患病而不惜“开胸验肺”，他挨的那一刀其实也砍向了“有病”的职业病鉴定体制。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正是这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式、封闭性制度设计，将职业病患者逼入了一个“说你有就有，说你没有就没有”的绝望境地，除非你有超出常人的勇气，以极端方式寻求制度外的解决之道。可是，有多少人敢于“开胸验肺”，以巨大的风险成本来换取那一点并不能完全指靠的希望?
10.某种意义上，张海超与《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堪同孙志刚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相提并论。唯有修订职业病诊断法，“开胸验肺”事件才可言“解决”。也唯有如此，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悲壮，才真正有所价值。就目前而言，《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有两项漏洞，成为众人讨伐的靶心。其一，看职业病必须由工作单位提供资料。其二，职业病鉴定要交给一个垄断的机构。前者实质上是要求用人单位“自证有罪”，因此，会导致用人单位积极逃脱责任和义务;后者则是一种权力垄断，使得职业病鉴定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倘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是有缺陷的制度，让张海超维权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因此，舆论要求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呼声愈来愈高。面对职业病防治所与企业“合伙’’把尘肺说成肺结核“权力诊断”的仅仅是张海超一个人吗?就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郑州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虞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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