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大叔大妈健身消遣的合理需求，一面是附近居民拒绝噪音的正当权益，本不应成非此即彼的对立，有些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可现实却令人尴尬，“广场舞”舞出了令人头疼的社会病，公共园地竟成了不同利益群体的角力场。因“广场舞”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如何走出“广场舞”之困仍然发人深思。
除了对抗，就没有出路了吗？其实不然。日前，一度因广场舞之争硝烟弥漫的温州市鹿城区，想出了一个颇为可行的办法，为广场装上“中央音控系统”，由主管部门统一调控音量，并限定时间，实行资格准入管理，做到了让两方基本满意。成都也出现了戴耳机跳的“无声广场舞”，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可见广场舞之争并非无解，关键是各方力量的协调和联动。
之所以会出现冲突，一方面是周边活动场所有限，城市空间设计也不合理，缺少隔绝居民区的“口袋公园”，跳舞的群众觉得这种“扰民”实属无奈。一方面居民往往对广场舞噪音充满敌意，只有被打扰的愤怒，缺乏谅解的互动。从根本上说都是公民缺乏足够的沟通意愿和协商能力所致。
另一方面看，该社会发力的地方，法治虽可以“隐身”，但不能缺位。一些地方因为广场舞引发对峙，双方互不妥协，最后冲突升级，往往和执法部门和稀泥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
某种意义上，“广场舞角力”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在社会转型期和利益多元化时代，每个人都是社会治理主体，每个人都要面对其他利益主体，需要有理性协商的能力，倘若政府、居民们能够协商一致采用技术手段将噪音降到合理范围内，这种冲突就可有效避免。但治理末端的畅通无阻，还有赖于法律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支撑。有公平的规则、公正的执法，社会的公共理性和协商精神就有了生长的沃壤。另外，对城市休闲空间的合理规划才能为居民创造更为良好的生活环境。
“广场舞”纠纷是一道公共治理考题。如今，利益群体越来越多元、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样，很多事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广场舞”纠纷只是其中一例。如何让利益各方协商解决问题，固然需要利益各方提升公共素养、理性精神，更关键的还是要管理者在公共规则层面上动脑筋、想良方、出善策。